
1949年,台湾飞行员江富考驾驶C-47运输机向大陆投诚,不料,他刚启动滑行,却发现飞机转不了方向,塔台察觉急切查问:干什么?情况十分危急!
那不是一次普通试飞,也不是一次临时调机,1949年10月16日傍晚,在台湾地区嘉义机场,一架C-47运输机突然滑出停机位置。机舱里坐着江富考、周震南、石建儒、陈尚明四人,他们要做的事很简单,也很危险:把飞机飞回大陆。
难就难在,机场不是空的。江富考心里清楚,这架飞机必须一次成功,只要被拦下,连解释的机会都不会有。
他曾是受过训练的飞行员,抗战时期走进航校,学的是飞行,背后却是那个年代很多青年共同的想法:国家不能任人欺负。后来内战爆发,他在国民党空军系统里看见的,不再是单纯的军人职责,而是越来越深的疲惫和失望。
这种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。江富考长期接触飞机,也接触一线官兵,知道很多人心里并不安稳。
战局变化太快,部队从大陆撤往台湾地区,不少人被裹挟着走,心里却还惦记着家乡和大陆。到了1949年,局势已经非常明朗。
南京、上海相继解放,国民党军政系统不断后撤。台湾地区的机场防范也随之加紧,尤其是飞机和飞行员,成了重点看守对象。
可越是看得紧,越说明有人想走。江富考不是一个人行动,周震南、石建儒、陈尚明和他一起参与这次计划,几个人都明白,想把C-47飞走,最关键的不是飞行技术,而是起飞前那一段。
飞机得有油。这件事听起来普通,却是行动成败的根。
没有足够燃油,飞不出台湾地区空域,更到不了南京。加油又不能太明显,否则机场人员马上会起疑。
几个人只能等机会,把准备工作藏在日常勤务里。机会终于来了。
那天傍晚,嘉义机场上出现了短暂混乱。人员注意力被别处吸引,机场秩序看上去还在,但警戒的缝隙已经露了出来。
江富考判断,不能再等。四个人迅速登机,C-47机身笨重,启动过程也不安静,发动机一响,周围不可能完全没反应。
江富考坐上驾驶位,手上动作不能乱,心里也不能乱。飞机开始滑行。
就在这时,最麻烦的情况出现了:飞机转不了方向。这不是小问题,停在地面的运输机,方向控制一旦失灵,就无法顺利进入跑道。
它会卡在滑行道上,像一头被人看见的庞然大物,再过几十秒,警卫、地勤、塔台都会围上来。塔台果然发现不对,急忙呼叫,追问他们到底在干什么。
江富考不能说实话,也不能沉默,他只能用“试机”之类的说法稳住对方,可塔台不是傻子,飞机有没有起飞计划、有没有调度命令,他们比谁都清楚。真正考验人的,就是这点时间。
江富考一边回应,一边想办法把机头扭向跑道。他利用油门、刹车和飞机自身的惯性,一点点调整方向。
C-47不是灵巧的战斗机,动作慢,反应沉,稍有不慎就可能冲偏。机场上的人还没有完全围过来,塔台的声音却越来越急。
那一刻,江富考拼的不是胆子大,而是多年飞行训练留下的手感。飞机终于转过来了。
只要对准跑道,剩下的事就不能再犹豫,江富考推大油门,C-47开始加速,机轮在跑道上震动,机身越来越轻。等地面人员真正意识到这不是试机时,飞机已经离地。
一旦飞上天,危险并没有结束。运输机速度不快,目标也大。
如果台湾地区方面派战斗机追击,C-47很难正面对抗。江富考只能尽量选择低空飞行,减少被发现和拦截的可能。
夜色渐深,海峡上空没有多少参照物,航向、油量、高度,每一项都不能出错。他们的目的地是南京。
南京对江富考来说并不陌生,但这次降落和以往不同。没有正常报备,没有标准联系,地面一开始无法立刻确认飞机身份。
对地面人员来说,夜里突然出现一架来路不明的飞机,也必须谨慎处置。后来身份和来意确认后,南京方面协助他们降落,C-47安全落地,四个人也终于脱离了最危险的阶段。
这架飞机的意义,不只是多了一架运输机。1949年11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成立,人民空军正处在起步阶段。
那时缺飞机,更缺熟练飞行员和机务人才。江富考等人的到来,正好赶上了这个关键时刻。
落地后,为防止后续风险,飞机又转场到济南,随后相关人员进入人民空军系统。江富考后来长期从事航空和飞行教育工作。
历史有时就是这样,看似由大局推动,真正落到个人身上,却往往是一脚油门、一把方向、一瞬间的判断。江富考驾驶C-47离开嘉义机场,是1949年复杂局势中的一个小切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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